《搏击》2012年第11期 作者:阎伯群 李瑞林

中华武士会诞生于风云激荡的民国开元，是在近代武术救国思潮和西方体育教育理念影响下，中国武术家、教育家、政治家自觉建立的，以传播中国哲理化拳派武术为主要内容，兼及其他门派的一个新兴的武术团体，是中国北方第一个得到政府倡办的民间武术社团。他在确立了形意、八卦、太极三大内家拳格局的同时，开拓了中国武术本土化的教育传播模式，把国粹武术普及到学校、军队，继之上升为“国术”，促进了中国武术的空前繁荣，在当代和后世影响巨大。

中华武士会的历史可上溯至清光绪三十四年（1909），由直隶教育家张恩绶与同乡好友晚清武进士、著名实业家杜晓峰，联络深县籍退役军人在津创立了一个同乡会组织，取名军人会，以后演变为中华武士会，其中有李存义、刘文华等武术家的大力推动。而在清宣统二年（1911），武术家李存义、李瑞东、张占魁等人在天津三条石创办了民间武术团体“中华武术会”，开始了民间武术资源的整合。两个团体声气相投，均可视为中华武士会的前身。

清末民初，中国武术处于历史发展的勃兴期，涌现了以传统哲学名词命名，并以哲理阐发拳理的拳术和拳派，清晚期，以太极学说立论的太极拳，以八卦学说立论的八卦掌，以五行学说立论的形意拳，不断演进，在燕赵大地活跃。以庚子之变为分水岭，因义和团起事，政府开始在民间禁武，社会人民颇以武事为危，武术一度趋于衰落。1901年科举废除，各省遍设学堂，官办武学式微，武术职业由官方走向民间。武术资源的流转为下一阶段民间武术的飞跃奠定了基础，为武术发展的多元化提供了空间。

辛亥革命以后，民国成立，锐意图强，孙中山倡导尚武精神，以强国强种，振兴国本，民间尚武之风蔚起，我国固有武术迅速复兴。燕赵之地自古就是孕育英豪侠客的文化息壤，在民族崛起之时，各界精英共同引领了武术变革的潮流。中国同盟会直隶成员张继、王法勤、顾德宝等鼎力支持中华武士会的成立，作为发起人之一，参与到初期的筹建中。其时，张继等人正筹备同盟会燕支部，燕支部成员叶云表、马凤图出身武门，被委以重任，积极联络各界。同盟会燕支部多人加入中华武士会，如韩怡庵、马阜、张遵旭等。作为武术界发起人的李存义、李瑞东、张占魁等一大批爱国武术家，成为武士会的主体。

李存义，直隶深县人，刘奇兰、董海川弟子，人称“单刀李”，北洋武林领袖。1896年，李存义抵金陵做军队拳术总教习，随营教授。又任两江督标把总，因淡于仕途，回到河北任丘鄚州，教习武术，又应友人之邀，到保定设立万通镖局，任镖头。李存义天性慈惠，侠骨佛心，与人交往，从不言人过，闻人有难，则倾囊相助。因过于崇尚江湖义气，钱财散尽，镖局最终倒闭。李存义是最早至天津传授河北形意拳的武术家，河北形意拳走出深县僻壤，在京津光大，李存义贡献最巨。

李瑞东，直隶武清人，因鼻子有残缺，拳家多称之为“鼻子李”，以其精太极拳，又称“太极李”。李瑞东生性豪侠，仗义疏财，有“小孟尝”之誉。李瑞东融六门拳术于一炉，编创风格独特的李氏太极拳。曾任宫廷武师。民国元年，因门人之间互相煽动，与李存义相约，角术于天津青年会，李瑞东识大体，过时不赴，化解了一场兄弟之争，为武林称道。

张占魁，直隶河间人，刘奇兰、董海川弟子，曾任天津县衙马快班首，缉拿匪盗，震慑地霸。后任民国代总统冯国璋卫队长。张占魁融形意拳之劲、八卦掌之变和秘传杆法，派生出三位一体的“形意八卦”体系，手法身法疾如闪电，快似流星，在武林界有“闪电手”之称。曾组织南京武术研究社、天津中华武术研究社，并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传播拳术。

三位北方武林巨擘，因恩德相结，腹心相照，曾结盟为兄弟，被称为“三侠结义”，也使中华武士会在成立之初，充满了传统武人的任侠纵横之气。

张恩绶，字泽儒，深县同乡会的组织者，曾留学日本，任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监督，热心武术传播。早在宣统三年，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增添技击课程，聘请形意拳家刘文华担任教授。这是中国拳术进入学校的发端。同时，与李存义、刘文华、张占魁、叶云表等首创武士会于津门。张恩绶还聘请了莲池书院吴汝纶的学生杜之堂，为中华武士会整理拳谱、拳论，开始了河北形意拳理论体系的构建。1913年，张恩绶又推荐刘文华赴北京清华学校任武术教员，把拳术推广到北京的高等院校。在张恩绶影响下，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纷纷参加中华武士会学习，直隶籍学生则更多。张恩绶是一位立宪派人士，在教育界和北洋政府供职多年，利用自己的身份使河北形意拳跻身名校课堂，也影响了一代拳术家由江湖到校园，矢志武术教育。

1912年6月5日、6日，天津《大公报》发布了“中华武士会公启”“中华武士会简章”及“中华武士会传习所简章”。其中“中华武士会公启”从制度、思想、文化三方面剖析中国武术复兴的必要，在当时可称振聋发聩的呐喊：

我中国者，一尚武之国也。自我祖黄帝降昆仑，而东以武力逐蚩尤得中土，其雄武气概，盖可想见。以及战国时代，各国犹莫不崇尚武事，尽力发扬其尚武之精神。盖自古迄今，未闻有文弱之民而能立国者也。迨夫后世中原一统，各专制君主皆极思柔弱其民，使易于控驭，自是武道始不竞矣。极其弊而通国士夫，皆以习武事为轻狂，不但不以为可贵，而反蔑视之，遂使通国之人靡弱若病夫。夫以靡弱若病夫之人而欲竞胜于此强权之时代，其有幸乎？吾中国近年以来，屡遭外人侮辱，而无如之何者，其原因虽不一，而国风之文弱，与士气之不振，则为其原因中之过且大者无疑也。彼东瀛萃尔三岛，人口土地不及我者，不止数倍，而能一战辱我，再战破俄，彼国士夫推原其故，辄归功于彼之武士道。由斯以察，武道之有关于国家兴废，不亦重大矣哉。况我中国之击技，其神妙实甲全球，若其变化莫测、刚柔并用、运气诸法，又为外人所梦想不到者。凡此，皆我先民好武者，久由经验而得之，岂有神权涉其间者。日本拾我唾余而能名动天下，甚至美之大总统求教师于彼邦，英之女校体操将尽改，用其柔术，拾我余唾而能盛称于天下，且收莫大实益，若彼者何也？此无他，以彼之视此有，若第二之生命故也。我则藏精具粹，而世莫知焉，国家亦未能得其利者，何也？此无他，以我之视，此直蔽屣之，不若故也，他无论矣。就学界一方面观之，日本中学程度以上各学校，其校中莫不设柔道击剑，各部学生亦未有不习之者。年中试，合数次定优劣，以资鼓励。故学生时代除研究功课外，谈则论武，聚则斗力，周视全国莫不皆然。吾国则反，是文人直以运动为轻佻，而且视为下流。以此相较，彼兴我腐，岂偶然哉？同人观此情形，慨叹莫已。用特发起此会，欲以联络同好，广征武术名手，自兹以往，振起我数千载之国粹，使光显于世界。于是，我国之武风可长士气，可振国本，可立此，岂可再忽之者哉？近世体育一科，各国莫不竞尚，其操练之术亦种类不一，然其适于运用，且益于体力者，则皆莫我中国之古击技，若此亦不必详论，就实际上比较之，自暸然矣。观凡精于击技者，其体力气力魄力胆力不胜常人数倍耶？吾人处世行事乏以上数种力者，鲜能成功。而欲备此数种力，则非近今各运动法所能济事。盖法门之不同，而收效自异也。今同人创设此会，募集击技名手，广设传习所，以求普及，期我国民自兹以往，变文弱之风而成坚强之习，以负我民国前途之重任。诸君有闻风兴起者乎？此同人大有厚望焉者也。

“中华武士会简章”对武士会的办会宗旨、建制、人员等作了规定。名称，定名为中华武士会（亦称中国武士会，意在武术普及全国之目的）。宗旨，以发展中国固有武术，振起国民尚武精神为宗旨。会员，以年在十五岁以上，籍为中华国民而品行端正者充之。入会，具前条之资格，经本会会员介绍，可准其入会，唯须纳入会金五角。出会，凡本会会员，不得无故出会，但有背公理行为，经会员过半数指斥者则强令出会。职员，本会设干事、书记、会计、招待各二人，以上皆由全会员投票选举，任期以一年为限。经费，凡本会会员，每月须纳会费一角，而在本会传习所习技艺者，则须按学费（每月一元）照加，所收学费十之八为各教师薪金，十之二及每月所收会费为本会经费。会期，每年开春秋两季大会，是为常会，开会日期则临时酌定，定后早日通知各会员。开会，常会外由本会会员十人以上，可要求干事开临时会，凡开会时到会者过半数之议决事件，即为有效。会所，暂假河北三条石直隶自治研究会总所。附则，此简章有不妥宜之处，可由多数会员随时议改。

中华武士会附设传习所，简章规定：学科分为两种，一速成科，一专修科。速成科每日传习两小时，五个月毕业。专修科每日两小时，两年毕业。凡在本会传习所毕业者给与本会徽章。学费，凡在本会传习所习艺者，每月纳学费一元。传习时间，每日自午后一时起，至晚九时止，此时间中任学员自择适宜时间学习。报名处，河北三条石直隶自治研究会总所。发起人，王法勤等七十七人。
张占魁在《形意武术教科书》一书中这样写道：

“我华国地大物博，人民号称四万万五千万，地之广，人之多，环球莫与比隆也，因何与外人交涉，著著失败，步步失机，人民团体不坚之故也。若果官视民如手足，推心至诚，民视官如腹心，遇事勇敢向前，不至坐观成败，上下一心，华国尚不危弱至此。惟望在上诸公，急提倡形意武术一门，使假此固结五族，团体痛痒相关，我华强盛指日而待。虽欠各国区区外债，偿还亦何难之有，从此我华国万岁，五族共和万岁，岳武穆所遗形意武术万岁，此作形意武术教科书之初衷也，亦诸同仁倡办武士会之本意也。”

中华武士会发起之时，也是河北形意拳术峥嵘初露之机，北方各派拳家都对新兴的形意拳术争议颇多，质疑形意拳的实际功用，于是李存义率弟子郝恩光与李子阳夜半拜见中华武士会主者张继等人，陈形意之适用，为国粹粹，并令两位弟子演习拳术，演练中，地砖碎裂数方，令张继等人惊叹不已，次日开会，公布形意拳术为中华武士会首选，李存义为教务长，刘文华为总教习，李彬堂、郝恩光等为教员，以传授形意、八卦、太极拳为主，另有八极拳、通背拳、戳脚等，各拳种均由优秀拳师任教。

6月16日下午，直绅张继、王法勤、顾德保等八十余发起人，假河北三条石直隶自治研究所开成立会，筹议开课事宜，广延拳棒击剑各名师为教习。

时任北洋政府要职的冯国璋，对中华武士会的呈请，批准立案，拨给会所一处，位于河北公园内直隶学务公所，捐资提倡，并亲自题写牌匾，担任首任名誉会长，其后的办公款项，多来自冯国璋以政府名义的拨款。中华武士会在直隶学务公所备案，隶属其管理，除有志于武术研究者外，为埠内各学校教员及改良私塾塾师提供免费培训，学商两界半费，造就学校技击之师资。“迄未筹有的款，只恃职教各员甘尽义务，推广传习，本于爱国之热忱，奋为强种之善举，艰难缔造，煞费苦心。”（《益世报》）。

6月底，中华武士会开课有期。自成立以来，学务公所为各校发布通知，《大公报》刊登成立消息，仅数日，入会者约有百数十人，各教习亦经聘订，其地址借妥公园内学会处，暑假期内即可开课。

9月8日下午一时，中华武士会在河北公园召开正式成立会，兼行开学礼，并由各教习演习各项拳棒技术。是日观者如堵，当由到会各会员分班演习枪刀拳棒各技，堪称绝艺。期间有来宾一人，年84岁，演习刀法脚步手法两相纯熟，众皆拍掌称奇，遂大众共拍一照以资纪念。

1912年10月28日，中华武士会在河北公园组织举行了全国秋季运动大会，盛况空前，时称“天下英雄会”。李瑞东为了筹集此次活动的经费，卖掉了自家在武清城关的200亩好地。“是日，首由干事张泽儒（恩绶）报告开会词，继由干事叶云表报告近日办事手续，毕，当有各武士各献技能，掌声雷动，尤以广东卢杰之君舞铁线拳及舞长杆工夫为纯绝，武清县之太极拳更属文雅，此种技能不但为吾中华之粹，亦为民国之光，倘能从此极力提倡，未始非振起尚武精神之根本问题也，兹将是日到会奏技各武士地址姓名录下：国宪章、李振山、蒋杏园、蒋荫桥、徐奋标、马庆云、国云章、齐恒久、孟□夏（蠡县）、高永和、穆成泰、桂□、王桂林、宋永祥、张景星、张德忠、赵云起、张玉衡、马鹏图（沧州）、郭永禄、李素堂（山东）、郝恩广、李耀亭、黄柏年、左振英、王凤令、张世广（河间）、杨振明、翟景云、翟怡曾、翟尔勋、梁文曾（安州）、陈玲修、张如杰、柴振声、艾义峰、柴形著、齐剑龙、夏贤宾、常俊杰、韩殿甲、李增辉、王海田、叶锦花、李丕臣、段朝栋、柴寿彭、张心广、刘占甲（高阳）、李瑞东、李进修、李维全、杜锡庚、张鸿诒、田永忠、刘序、李德芳、李庆芳（武清）、李存义、耿其善（深州）、司士铭（北京）、卢杰之（广东）、万玉瓒（吴桥）、武殿灵（枣强）、徐富广、韩秀山、韩保安（天津）。”（《大公报》）

中华武士会创立后，到天津公园学习武术的人络绎不绝，常有学生、教员、商人排队前往学习武术，场地不足，中华武士会在河北甘露寺宣讲所设立分部，招致学员。作为师资，中华武士会聚拢了一大批中国北方武林的顶尖高手，如当时保定万通镖局的原班人马尚云祥、定兴三李、郝恩光、李彬堂、王子翙，以及程海亭、李进修、王俊臣、韩慕侠、黄柏年、张景星、李书文、霍殿阁等，都是中华武士会的早期教员，中国武术教育的先行者。     

中华武士会还汇聚了一批剑胆琴心的文化精英，整理编写武术教材，如学者杜之堂，学务公所画师阎子阳，为李存义口述拳谱、剑谱进行编录和绘图，系统加以整理，对后世河北形意拳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黄柏年也与老师李存义灯下修谱，留下《五行拳谱》一部。

与中华武士会同步，李存义和刘文华在北京创办“尚武学社”，由弟子李彩亭、尚云祥等执教，部分教员来往于京津间，“尚武学社”致力于在北京传播形意八卦拳术，可以说是中华武士会的分会。不久，中华武士会的分会组织在省内外接踵而起，北洋各省习武之风盛行。

1913年3月7日的《大公报》，刊登中华武士会的募捐公告，呼吁政界、商界、民众捐资补助，进一步支持中华武士会的发展：

强邻四逼，交涉日形棘手，国民动辄归咎于政府之无力，同一国家而我政府则独疲软无能者何也，则在组织政府之人，组织政府者，非他皆我国民也，我国民何以如此无尚武之精神，日驰骛于声色，而不留心于学问，因果相生，理则然也，同人有鉴于此，思欲唤起全国尚武精神，特先组织中华武士会，附设武术传习所，数月以来，远近闻风而起，分会林立，我国民一般趋向亦可概见，诚可为我国前途庆，惟自去岁至今皆赖同人捐助之力，学务公所虽亦认为教育上之补助，机关略为补助，然为额甚少，不能久持，现值财政困难之际，力有不逮，亦为人所相谅，惟同人材薄责重，力与愿远，恐不能竭力扩充，惟有敬求各界先生解囊相助，积少成巨，以使尚武精神日益澎涨，积成强健国家，则国家幸甚，同人幸甚。

在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下，中华武士会蓬勃发展，京津各校纷纷到武士会聘请教员。1913年，李子扬受聘于天津北洋大学，身居一校，声塞全国，学生遍游东西洋。李剑秋接替刘文华赴北京清华学校任武术教员，之后成为北方著名学人，传形意拳而有世界影响。北洋大学与清华学校与欧美教育并行，学生遨游异国，拳勇不胫而走。中华武士会的武术教学活动扩大到全国。李存义为调节南北政治分歧，赴江西司令部任总教员，后在金陵、上海等处提倡武风，在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大前身）教授拳术。李瑞东常驻北京，在京传艺。张占魁在南京成立了“武术研究社”，编写教科书，竭力扩大形意拳八卦掌在江南一带的影响。这些活动，都以中华武士会为轴心，再把影响辐射到全国。

同年，中华武士会干事叶云表留学东瀛，联合日本留学生界邀请郝恩光赴日本，成立中华武士会东京分会，传授中国留学生。来自中国的形意拳术让日本武士道深感中国武术的深邃，羡慕且嫉妒。日本武士道召开赛武会，意将抑制中国人以自扬。郝恩光登台，展露形意绝技，日本武士无敢撄之。留学诸君，附手相赞，多年来，我国事事落在人后，郝恩光今日为国扬眉吐气。形意拳术被日本人视为武林绝学，在私下揣摩和研习，重金邀请郝恩光传授技艺，被郝拒绝。郝恩光归国时，受到留学生的热烈欢送。

中华武士会所凝聚的武术家、教育家，以燕赵大地为地缘，深受古燕赵文化熏陶，在学术上，继承了明末清初哲学家孙夏峰以及后学者颜习斋的学说，主张文武并重、经世致用，注重身体力行，燕歌沉雄之气一脉相承。因此，在体育教育理念上，较早认识到，武术不独可以强健体魄，也可以增进德性，具有教育上之价值，即体育，以养其体力，启其智慧，尊其德性。所以，中华武士会敢于率先打破沿袭了几千年的私相传授、匿于岩穴的传承方式，一改为著述教材，公开传播，开办传习所，在社会各界广泛招生，同时，迈出更重要的一步，进入课堂，开启了中国武术教育的先例，赢得了示范效应。1915年4月，全国教育联合会在津召开，通过了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的议案，教育部明令“各学校应添中国旧有武技，此项教员于各师范学校养成之”。至此，源远流长的中国武术确立了在现代教育领域的地位。

教育部明令开设武术课程后，南开中学延聘中华武士会韩慕侠为武术教员，遵循南开中学校训，在教学中重视个体品格和精神的磨砺，提倡一种“仁侠”的精神，培养高尚义气的精神，包括诚实公平的态度，有礼貌、忍耐、节制的生活。除课程时间外，在课外从韩习拳者达数十人。其中最著名的弟子是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青年周恩来在武术中得到的是健康的体魄、坚韧的精神、高尚的修为以及无尽的中华文化的传留。在校期间，周恩来组织“敬业乐群会”，宗旨“以智育为主体，而归宿于道德，联同学之感情，补教科之不足”，设稽古部、智育部、演说部、俱乐部四部，全体会员于假日主要内容即演出新剧、举行棋类乒乓比赛、听佛学讲座及前往中华武士会练习击技。后来，中华武士会李昭荫接替韩慕侠受聘于天津南开中学，在校创立“广武学会”。王俊臣、李剑秋在保阳陆军学校任教，成立武术研究社，当时的学员日后大多成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在抗日战场报效国家，为历史铭记。李彬堂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任教，复传河北形意拳于发祥地山西，促进了山西河北两地形意拳的交流。李星阶受聘于直隶一中（铃铛阁中学），“除每星期有两小时武术课外，组织武术会，每天早课前，由李星阶老师教练拳术及单刀、花枪、棍棒等，每遇校庆或开游艺会时，经常登台表演，博得观者欢迎。”靳云亭受聘于工艺学堂、育德学校。秦月如受聘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刘凤春受聘于北京体育学校。李玉琳受聘于扶轮中学。“中华武士会历经北京训练总监、南京武术研究社暨各省、本省各级学校团体延聘，充当教习成效卓著，久为社会各界所赞许。”（《益世报》）

1915年10月7日召开一年一度的选举大会，推举天津商会卞月庭为会长，天津商会杨晓林为副会长，李忠元为教务主任，李彬堂为教员。1916年4月2日在河北公园举行了讲习专科班首届毕业典礼，毕业者有王恕、杨琪、阎道生、罗斌、胡岗5人。毕业后充实到教学工作中，为武士会效力。1917年11月11日，中华武士会上书曹督军，呈请提倡维持，“际此国势阽险之日，幸值硕果仅存之余，曹督军卫国经武定有一番倡导也”，消息发布于《益世报》，题曰《中华武士会扩充之希望》。其后，曹锟常往武士会视事，聘请人员。

1917年正月，李瑞东因煤气中毒去世。同年5月，主持教务的李彬堂应山西督军阎锡山之邀，行事军中，被阎氏幕僚诬陷，抑郁成病。两个重大事件带来了中华武士会人事的变动。李存义函招远在云南蔡鄂军中的弟子李星阶来津，主持会务。

李星阶，“定兴三李”行二，中华武士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代表人物。幼年随父亲李梁栋习练外家拳术，后兄弟三人师事李存义，内外家拳术均达上乘，且大器早成，十八岁开始保镖，设镖局于奉天，当地胡匪纵横，李星阶因徒手击毙匪首绰号“小阎王”者，名震遐迩，绿林豪客，莫敢撄其锋，在东北数省影响至巨，妇孺皆知，张作霖常与李星阶来往。辛亥革命后，返回关里。民国初年应友人唐梦虹之邀，到云南顺宁府赴任，并被保荐为顺宁警备队大队长，该地山路崎岖，汉苗杂处，盗贼充斥，李星阶到任后，设方略，招降掩捕，郡界以清。民国四年（1915）在津结识蔡锷将军，结为知己，参加到蔡锷讨伐袁世凯的队伍中，李星阶躬与其役，屡立战功。

1918年夏，天津博物院开成立展览大会，以中华武士会为主体，李星阶协助李存义，召集北方数省六十多个门派，三百多位武术家莅会表演，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堪称空前。各派之间沟通了感情，交流了技艺，受到社会各界的嘉许，数百群众踊跃报名加入武士会，武士会利用天津城厢附近的四个宣讲所，除原有的甘露寺（北大关）宣讲所、天齐庙（东马路）宣讲所，还在西马路、地藏庵（河东粮店街东）两处宣讲所，设立武士会分部，与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共同推行社会教育，兼筹并顾，形成德智体三方面兴学的一部分。中华武士会第二分部（天齐庙）在《星期报》、《大公报》发布续招学员通启：

吾国向有重文轻武习惯，以致国人身体不强，精神不振，有东亚病夫之称。近年国人警觉，知此习惯亟须改弦而更张之，竞讲体育与德育智育并重洵乐欢也。然锻炼身体之法甚多，不可不慎加选择，以期功无枉费而速收效。本会详为考察，知形意拳为锻炼最良之法，较之他种武术有事半功倍之效。习者无跳跃奔驰之劳，而获健身御敌之术，长幼无不相宜。爰请形意拳名家李呈章先生传其术。李先生亦循循善诱，不吝教诲，已有学员数十人，均为各界中优秀份子。今为求普及起见，拟仍续招学员数十人。值兹季春天朗气清，正为习拳最宜之时，诸君有兴曷归乎来？

第一分部也在《益世报》发布续招学员公告。两处分部的传习宗旨略有调整，从创会初期的“以发展中国固有武术，振起国民尚武精神”，修订为“传习中华固有之武术，锻炼国民之体魄”，体育的内涵在增强。

1918年9月14日，北京召开万国赛武大会，俄国大力士康泰尔设擂比武，主办方函请北方武术家到京。李存义为维护国术和民族尊严，率门人数十前往赴会较技。会上，因格于警厅、步军统领之禁未得交手，改为演武，中华武士会有精彩表演，其后，康泰尔表演举重，力举200斤石墩，墩上带6人，环社稷坛走一圈。中华武士会王贵臣举其墩，能带12人环社稷坛走三圈。中华武士会豪杰的神功绝技慑服了俄力士，使其将11块金牌主动献给中华武士会。中华武士会参加赛武会的消息被北京、天津、上海的各大报纸连续跟踪报道，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社会新闻。会后，北京《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和《益世报》先后以《中华武士会赛武大会之详志》为题，刊发详细报道：
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在中央公园开万国赛武大会，各国力士欲与比赛者甚夥，天津中华武士会应该会之请，由总教员李存义约同师弟张占魁、刘殿臣及门人程海亭、王亦韩先期到京接洽，由赛武大会执事介绍双方磋商比武条件，大力士拟角力，不限时间，必以将敌人携起抱持至三分钟者为胜，王亦韩亦提出条件，谓双方比较须决胜负于五分钟内，死伤无论，贵力士如以为可，须由贵国驻华钦使签字方可比赛，两方争论讫未解决，迨武士会全体到京莫不摸拳擦掌，预备比赛，讵届期突由中央公园警察署长刘盖臣君传吴总监之命，谓双方比武难免意外之虞，今日改为演武，各献其技可也，当由中华武士会代表王亦韩答云，贵署长代传厅令极应遵守，不过俄人康泰尔自称环球力士，无与伦比，敝会若不与较量，未必不为其所笑矣，况此会定名为万国赛武，敝会为中华国体暨敝会名誉起见，亦不得不与之比赛，该会备有大小金牌十一座，以奖优胜，敝会若不与之比赛，此等荣誉奖牌须均为外人得去，敝会实不心甘，敢情贵署长上复总监，敝会谨遵厅令，今日暂为演武，然为夺取奖牌，计仍拟向俄国力士提出比武条件，总之不得总监允许决不擅与比赛，旋经刘署长电禀总监，认为可行，遂于是晚七时（即上星期六）开会自行演武，开会秩序及所演武技已略载京津各报，兹经详细访查，探得十四晚（即上星期六）由中华武士会总教习李存义偕其师弟张占魁、刘殿臣、秦月如暨门人李呈章、程海亭、李星阶、李子扬、王俊臣、韩慕侠、李剑秋、王亦韩、韩怡庵、罗仲贤、杨明漪、张世广、刘楚轩、卞蠡洲、黄健亭、齐励学、刘锦卿及其小门人王贵臣、靳振起、赵华亭等暨津京保各处门下计共六十余人，到场演练拳术及各种武器者极为欢迎，中以秦月如之龙形扑刀、李呈章之拦门枪、李星阶之龙形剑、程海亭之八卦刀、张福仁胡仲三之地趟刀、李子扬之退步剑锁口枪最为精熟，而李子扬演锁口枪时，全场一致鼓掌，步军统领李阶平上将尤极口称道，实惊人之技也。该会演练完毕，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即相继登场，举其最重之铁球，并用两丈余长之铁轨力举十人，该力士献技甫毕，中华武士会王贵臣即跃身登台，将大力士之铁球轻轻举起，并用铁轨力举十二人，绕社稷坛之匝，观者莫不扬眉吐气，鼓掌欢呼，彼贵臣者，固中华武士会程海亭之徒侄也，康大力士见中华武士会技术之精，膂力之大，均驾伊等而上之，即已十分胆却，乃由翻译代达，钦佩中华武士诚意，并声明不必再行比赛，贵臣既退。步军统领警察总监亦相继而去，至军警登台哗闹，该力士亦逃遁无踪，悉如各报所载，次日赛武会即奉令停止，所有大小金牌十一座由该会裁判员评判均应送归中华武士会，当由该会执事李稚荪君将大金牌恭送至华兴旅馆，献于武士会总教习李存义君收存，至小金牌十面因赶制不及，由李稚荪、卢梦颜两君担保到津制办补送云云。

这是一场令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心悦诚服的比赛。有趣的是，康泰尔在归国之前，投书天津《益世报》，表示对中华武士会绝技和人格的钦佩，体现出一种源于体育本身的尊敬，同时也不加掩饰地流露了对中国腐败官场的批判。该信全文如下：

中华武士会诸君公鉴：
鄙人远来贵国开万国赛武大会，本欲以角力斗技增美誉而播荣名，不意铁球铁轨诸把戏为诸君觑破，以致一鸣杀羽敛翼而退，不敢请试他题，然谓鄙人寡识而退让，则可谓鄙人贻羞于失败，则不可缘鄙人虽远隔数万里，稔知贵国事事皆有名无实，警察厅所以保民则反扰民，军队所以卫国则反乱国，官僚所以敷政治而如散瘟灾，政府所以安国家而备施荼毒，开国会代表民意而民意倍见摧残，称共和为伸民权而民权愈遭蹂躏，如此种种更仆难数，总之贵国之事无一名实相副者，鄙人因此以为贵国之武士会亦必如其他各物事，率皆虎皮麟楦徒有其形，虽似磨砺以须，不过银样蜡枪头而已，故思以假应假博得虚名，名盛而利即随之，己足与贵国伟人相比较，初不意贵会诸君皆能求实认真，高出他界远甚，鄙人佩服之恭敬之，故甘心退让成诸君美誉，以稍增贵国光也，谨布片言，诸维朗察，俄国康泰尔启。

万国赛武大会后，北方各省掀起习武热潮，前来中华武士会习武人员彻夜不断，令年事已高的李存义难以应付，隐居英租界弟子张天普家中，由继任会长李星阶打理会务。

李星阶在主持武士会期间，秉承李存义的办会理念，团结武林人士，联络各个门派，以武术教育为主旨，与阎子阳、王子翙、杨明漪、韩怡庵等一批武士会的骨干成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20年，直隶实业厅、商品陈列所和天津博物院联合举办展览会，附设武术馆、游艺馆演习技艺。武术表演大会，以中华武士会为主体，参加大会的还有北方数省数百位武术名家。大会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为此三单位联合为中华武士会颁赠奖章。这几次重要活动，影响波及全国。南北各派名家高手经常聚首武士会，把酒论剑，以武会友，据李星阶的儿子李敦素回忆，常到武士会教学和做客的有刘凤春、孙禄堂、尚云祥、李毅仲、秦月如、周祥、程海亭、李文彪、邓云峰、乔锦堂、王俊臣、韩慕侠、傅振嵩、阎志高等等。社会各界士绅、名流，经常到中华武士会观摩，遴选人才或结交朋友，中华武士会成为我国北方武术教育活动的中心。

1922年，天津东马路青年会组织武术会，聘请张占魁任教。这一时期的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国术委员中，张占魁为第一委员，郝铭为第二委员，其余委员中李子扬、吴尽臣、马其昌、张世广、魏美如、邱树林、蒋馨三、张耀东，都是中华武士会成员。其中，郝铭是李瑞东的再传弟子，任教于南开大学，1936年，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中国第一次正式参会，派出了143人的代表团，包括9人的国术表演队，郝铭担任队长，其中三位女选手中的傅淑云曾从学于张占魁，后在中央国术馆进修，奥运赛场上，我国的其他项目均落败，唯国术表演受到观众青睐。傅淑云的表演项目是大红拳、昆吾剑、对昆吾剑、二十四式、龙行剑对单刀群枪、齐眉棍、对拳、子龙枪、罗汉刀、二郎棍、双剑、小花刀，其中尤以昆吾剑表现得炉火纯青，轰动柏林。1998年获中国武协“武术进军奥运成就奖”。

1922年年底，恰逢上海精武旅行游艺团莅津，来北方宣传中国武士道，提倡体操及国粹武术，直隶一中举行欢迎会，李星阶执教的武术会给客人表演了工力拳、大雄拳、形拳、连环剑、步捶、少林拳，李星阶表演了剑术，鼓掌之声，相继不断。精武会在演说中，首先提到“幽燕多壮士，声名天下闻。自古讲求武士道者多在北方。”愿与北方同人一起振衰起弊，恢复国光云云。（《益世报》）

这个时期的中华武士会成为北方武学的重镇，诞生了一批武术史上的名著，孙禄堂的《拳意述真》、杨明漪的《近今北方健者传》、阎子阳的《十剑谱》等。因限于条件，多种手稿未及出版，流传于民间。中华武士会也成为新文化思潮的传播之地，二十世纪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者，经常活动于武士会，如教育家姜般若，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成员，与马阜、阎子阳契若金兰，他们思想前卫，文化超群，为天津的思想和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从现存马阜的书信中，可略窥当时武士会同人的进步思想。

1925年，奉军将领李景林任直隶督办兼省长，武士会的会所被奉军军队占为营房，会长李星阶找李景林交涉，二人一见如故，结为知己，经常在一起谈拳论剑，后来李景林把自己的儿子托付于中华武士会阎子阳学习书剑。“李督办自到任以来，对于军学各政，无不加意整顿，于武术教育尤注意焉。中华武士会为本埠唯一之武术体育机关，矗立十数年之久，向无的款，全赖教员捐资维持。李督办为求武学之发达，月之二日，特招该会教务主任李星阶研究提倡办法。每月补助常年会费百元，及修房费三百元，以资会务扩充，而发扬国粹云。”（《益世报》）

李景林每月发放经费，解决了武士会一时经费紧张的问题。同时，天津三条石天成铸造厂东家郭庆年、商家郭汉之、张天普等常年捐助银两，维持中华武士会的开支。画家阎子阳捐款捐画，补充武士会的会务费。

1926年秋，李景林败走天津，天津陷入军阀混战的局面，中华武士会再次沦为驻军之区，进入有史以来最艰难的时期，中华武士会同人矢志不渝，力行不辍。此时，时势在飞速变化，“国术”一词出现在了西北军将领张之将呼吁成立中央国术馆的公文里。下野后的李景林也把精力投入到对国术的弘扬中。1928年，国民党内政部《提倡国术十要义》发布全国，中央国术馆在南京西华门挂牌，中国武术史上的另一个时代来临。

从中央国术馆的一些资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武士会的骨干成员，如张占魁、李星阶、尚云祥、李子扬、黄柏年、姜容樵、傅剑秋、赵道新等，都积极参加到中央国术馆的早期活动中，有的还担任了要职。中央国术馆成立伊始，在此任教的孙禄堂、姜容樵、马英图、高振东、韩化臣、左振英、靳云亭、朱国福等二十多人，都是原天津中华武士会的会员。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武士会在时事变化中采取了开明态度，站在武术变革的前沿，把自己的血液融入了更广阔的背景里。

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各省政府闻风而起，纷纷兴办国术馆，民国政府颁布“统一国术，取缔武术团体”的规定，中华武士会作为原北洋政府武术机关，亟待改制，会长李星阶顺应形势变化，与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中华武士会成员）、河北省主席商震、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及社会名流发起，成立河北省国术馆，李星阶被公推为教务处长。中华武士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一部分成员投入到中央国术馆、河北省国术馆、天津市国术馆、天津县国术馆，一部分成员在民间组织起新的社团，三十年代初天津市民间涌现国术社团百余家，大部分武师出自中华武士会。张占魁组织的中华武术研究社与李呈章执教的中华武士会第二分部，继续坚持活动，于1928年年底连续三次举行国术观摩大会，延续着民间社团的辉煌。另有一部分中华武士成员则浪迹大江南北，继续传播武术文化。
 

参考文献：
1. 杨明漪《近今北方健者传》；
2. 民国时期天津《大公报》《益世报》《星期报》；
3. 麦克乐《五十年来中国之体育及武术》；
4. 阎伯群、李瑞林《回望一百岁的中华武士会》（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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